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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安溪铁观音》第二篇　前世

　　铁观音于安溪的横空出世，在民间传说中，既有魏荫梦遇观音菩萨的神奇之说，又有王士让献茶、乾隆帝赐名的隆重之举，寄托美好愿景，祈望产销两旺。原本是深山中一株不起眼的低矮野树，只缘安溪这块土地滋润，只缘安溪人慧眼识得，只缘安溪茶农短穗扦插而广植，这才走出深山，走向世界，蔚然大观。

　　追本溯源，铁观音最早出产于中国安溪，既汇流于中国六大茶叶种类，又角逐于世界饮料市场常名列前茅，应是因为中国茶叶之丰富而古老，中国茶叶文化之深厚而博大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”茶叶在中国最先以草药面目出现。陆羽《茶经》记载：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格物致知，饮茶在中国被上升至道德层面。《宋录》记载：“道人设茶茗，子尚味之曰：此甘露也，何言茶茗。”天长日久，茶叶这种寻常植物，在中国非但成了老少皆宜的日常饮料，而且成了无数茶客的嗜好与挚爱。

　　《安溪铁观音》第三篇　茶法

　　铁观音于种植时期的柳弱花娇，于制作阶段的繁难细致，于品饮过程的复杂讲究，均迥异于其他茶品而别具一格。身为乌龙茶中的佼佼者，铁观音既有绿茶的清香且比绿茶更雅致，又有红茶的醇厚且比红茶更浓郁。绿茶、红茶，或不发酵或全发酵，各执一端，不甚通融；而半发酵的铁观音，则中庸致和，吻合于中国传统文化，唯中国人最喜品味，最能品出味道来。

　　中国是茶叶的起源地，也是茶文化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的古老国度。中国人于修身养性的最高意致，乃天人合一而无挂无碍；其行为如郑板桥“扫来竹叶烹茶叶，劈碎松根煮菜根”之随意，待客如杜耒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”之温馨，悟道如赵州和尚“吃茶去”之平常，对待人生如白居易“无忧无乐者，长短任生涯”之自在而自然。相比之下，起源于中国的日本茶道，则过于注重品茶的程式及气氛；同样起源于中国的英伦下午茶，则过于讲究佐茶的食品及器皿。

　　《安溪铁观音》第一篇　茶路

　　世界茶叶家族林林总总，不可胜数，而铁观音是茶中贵族，乌龙茶名品。它广植于安溪各乡各村，蔚为风景，各显其能。观音于佛相的千变万化，或男相或女相，或多头或千手，极尽神奇之能事。而铁观音则因半发酵工艺所造就的不确定性，无限多样，各有个性：有娇柔者，有大派者，有平易近人者，有高不可攀者，可谓千人千面。不同的地域，不同的山头，不同的海拔，不同的气候，以及制茶人不同的经验、悟性，便产生不可重复的香气韵味。

　　早在清嘉庆年间，安溪西坪镇西源村的林燕愈就北上武夷山，在天心永乐禅寺周围开辟了十八座茶山种植家乡的乌龙茶。到了光绪十九年（公元1896年），安溪大坪乡萍州村的张乃妙将铁观音茶苗带到台湾，种在木栅樟湖地区，为台湾木栅铁观音之起源。诗人林荆南对此赋诗：“茶尊木栅铁观音，枞本安溪史迹寻。”

　　《安溪铁观音》开篇

　　在中国闽南地区，观音菩萨的美丽女相，一如她于人间的救苦救难、大慈大悲以及送子送福，自古深入人心。闽南人恭维漂亮女子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便是长得像观音。在闽南人眼里，观音的丰神绰约、逸韵高致，均无可比拟。在闽南安溪，民间将山崖石缝间一株天赐神树命名为“铁观音”，如此成就乌龙茶一个珍奇品种，正应合了苏东坡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之古意。

　　乌龙茶于安溪的始创，据说跟打猎有关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安溪西坪镇尧阳村（即今天的南岩村）有个叫乌龙的猎人，一天他身背茶篓追赶一只獐子，茶叶在背篓中不住地被摇动以致叶缘变红，第二天制作出来的茶叶，散发出幽幽兰花香，这就是乌龙茶的来历。采用这种半发酵工艺制作的茶叶,便以这位猎人的名字命名。当年乌龙猎获獐子的尧阳南岩山，至今仍有祭祀他的打猎将军庙遗址。

　　《安溪铁观音》序二吃茶的经验

　　(龚鹏程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宗教等，博古通今，著作等身，有天下“第一才子”之美誉，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知名学者，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。曾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创校校长，台湾“行政院陆委会”文教处处长等职。）

　　吃茶的经验

　　我生于台湾，读大学时负笈台北县淡水镇。小镇旧名沪尾，在淡水河入海处。华夷杂居，久成通商口岸，乃北部开发最早之地，因此曾经有一段时期几乎整个北台湾都被称为淡水厅。台北建城以后，政经地位才渐移到北市。待我到那儿求学时，它已风华退敛，又只是一个小镇而已。

　　《安溪铁观音》序三我的田野地－－安溪

　　(王铭铭，福建泉州人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人类学家、北京大学教授、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、《中国人类学评论》主编，作品宏富，有《溪村家族》、《逝去的繁荣》、《西方作为他者》、《人类学是什么》等十几部著作。)

我的田野地――安溪

　　将近20年前，我基于完成了一项城市研究，开始了乡村研究，我首选的“田野地”就是安溪。

　　安溪与汉学人类学有特殊的缘分。

　　20世纪60年代，西方人类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心于中国研究的青年才俊。“神秘的中国”是他们最想研究的国度。然而，中国大陆的“田野地”并不向外国人开放，这批人类学家只好前往台湾乡村。那里的被研究者，多数来自“泉州府安溪县大树下”。之后，他们根据“田野之所见”写出了他们的论著，这些论著在汉学人类学中有里程碑的地位，它们使“祖籍安溪的台湾乡民”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关键意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