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思潮之明代茶具

　　茶具发展是艺术化、文人化的过程，大体依照由粗趋精，由大趋小，由简趋繁，再向返朴归真、从简行事的方向运行。唐代茶具以古朴典雅为特点，宋代茶具以富丽堂皇为上等，明代茶具又返朴归真，转为推崇陶质、瓷质，但又比唐代的更为精致灵巧。明代茶书，记载了由宋至明茶具的变迁。蔡君谟《茶录》云：茶色白，宜黑盏。建安所造者绀黑，纹如兔毫，其坯微厚，〓之久热难冷，最为要用。出他处者，或薄或色紫，皆不及也。其青白盏，斗试家自不用。此语就彼时言耳。今烹点之法，与君谟不同，取色莫如宣定，取久热难冷，莫如官、哥。(张谦德《茶经》)宣庙时有茶盏，料精式雅，质厚难冷，莹白如玉，可试茶色，最为要用。蔡君谟取建盏，其色绀黑，似不宜用。(屠隆《茶说》)茶壶，窑器为上，锡次之。茶杯汝、官、哥、定如未可多得，则适意者为佳耳。(冯可宾《〓茶笺》)由于明代斗茶已不时兴，蔡襄时期的黑釉茶盏已很少使用。明代散茶流行，故其在今日，纯白为佳(许次纾《茶疏》)，盏以雪白者为上，蓝白者不损茶色，次之(张源《茶录》)。绿色的茶汤，雪白的瓷具，清新雅致，赏心悦目，故明代瓷器胎白纹密，釉色光润，后来发展到薄如纸，白如玉，声如磬，明如镜，成为十分精美的艺术品。　　但是，明代茶具最为后人称道的，不是艺术成就很高的白瓷，而是至今依然身价未减的江苏宜兴紫砂陶制茶壶、茶盏。紫砂壶最迟在宋代就已出现，当时胎质较粗，重在实用，多作煮茶或煮水。到了明代，由于发酵、半发酵茶的出现，特别是自然古朴的崇尚回归，唯美情绪的大力觅求，从一壶一饮中寻找寄托，使紫砂壶得到殊荣。阳羡名壶，自明季始盛，上者与金玉同价。(《桃溪客话》)吴中较茶者，必言宜兴壶。(周宕《宜都壶记》)历史学家王玲先生曾指出：一把好的紫砂壶，往往可集哲学思想、茶人精神、自然韵律、书画艺术于一身。紫砂的自然色泽加上艺术家的创造，给人以平淡、闲雅、端庄、稳重、自然、质朴、内敛、简易、蕴藉、温和、敦厚、静穆、苍老等种种心灵感受，所以，紫砂壶长期为茶具中冠冕之作便不足为奇了。#|L　　明代周高起的《阳羡茗壶系》，是记载宜兴紫砂壶的最早文献。周高起字伯高，江阴(今属江苏)人，邑诸生，博闻强识，工古文词。明末，因抗声呵斥清兵的肆加箠掠而被杀害。他著有《阳羡茗壶系》和《洞山〓茶系》，两书常被合印在一起。《阳羡茗壶系》分为序、创始、正始、大家、名家、雅流、神品、别派，最后是有关泥土等杂记，还有周法高的诗二首、林茂之以及愈彦的诗各一首，作为附录。阳羡是宜兴一带的古名。书的开头说：茶至明代，不复碾屑、和香药、制团饼，此已远过古人。近百年中，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，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。陶曷取诸?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，能发真茶之色香味。紫砂壶体小壁厚，有助于保持茶香，发真茶之色香味，故受到欢迎。至名手所作，一壶重不数两，价重每一二十金，能使土与黄金争价。当时，宜兴紫砂壶就被珍视宝爱。gcd/`　　据《阳羡茗壶系》记载，宜兴壶创始于当地金沙寺里的一个和尚，但他的名字已经失传。僧闲静有致，习与陶缸瓮者处，抟其细土，加以澄练，捏筑为胎，规而圆之，刳使中空，踵傅口柄盖的，附陶穴烧成，人遂传用。而促使紫砂陶制茶具这项发明走向艺术化的，也是一个无名小辈，他是学使吴颐山的书僮，只留下主人起的名字供春。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，供春随往侍奉主人。劳役之暇，他偷偷仿效老和尚做茶壶的技艺，亦淘细土抟坯，茶匙穴中，指掠内外，指螺文隐起可按，胎必累按，故腹半尚现节腠。这种腹上留有指节纹理的茗壶，周高起亲眼目睹后，慨然赞叹：传世者粟色，闇闇然如古金铁，敦庞周正，允称神明垂则矣!供春制的茗壶，流传于世的不多，号称供春壶。后来，他的子孙即以制陶为业，取供的谐音，以龚为姓。与供春一样被尊称为正始，即陶壶开创人的，有所谓四名家：董翰、赵梁(亦名赵良)、袁锡(或作元锡、元畅)、时朋(一作时鹏)，均为明万历年间制壶高手。董翰文巧，其他三家多古拙。和四大家同时列入正始的另一名家李茂林，制小圆式，妍在朴致中，他还另作瓦囊，闭入陶穴，使烧火温度均匀，壶身颜色一致，壶面整洁干净，这一发明沿用至今。被《阳羡茗壶系》称为大家的，是时朋的儿子时大彬。他的创作发展过程，该书有较详细的介绍：初自仿供春得手，喜作大壶。后游娄东，闻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。　　施茶之论，乃作小壶。时大彬如果只是一味模仿供春壶，仅仅在做工精良上下功夫，那是不可能被誉为惟一大家陶壶大师的，他的高明之处，是在聆听陈继儒等品茗论茶后，悟性极强，豁然开窍，创制了小型陶壶。他的制作，或陶土，或杂〓砂土，诸款俱足，诸土色亦俱足，不务妍媚，而朴雅坚栗，妙不可思。以致于当时人认为：几案有一具，生人闲远之思。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，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，擅空群之目矣。虽然，时大彬之后没有出现空前绝后的大师，但陶肆谣曰：‘‘壶家妙手称三大‘‘，谓时大彬、李大仲芳、徐大友泉也。因为三人排行都是老大。李仲芳以文巧著称。徐友泉以毕智穷工，移人心目见长。他们两人都是时大彬的高足，被周高起列为名家。此外精妍的欧正春，坚致不俗的蒋时英，式尚工致的陈用卿，坚瘦工整的陈信卿，以及由仿制入手，渐入佳境的闵鲁生、陈光甫，均列为雅流。重锼叠刻，细极鬼工的陈仲美，善于造型、妍巧悉敌的沈君用，被列为神品。至于其他成就稍差的数人，则另为别派。周高起凭自己的识见，给明代的紫砂茶具制陶高手排出了座次。《阳羡茗壶系》不仅成为研究紫砂茶具史的珍贵资料，也成为茗壶收藏家、品茗爱好者的极为重要的参考书。J　　明人对紫砂壶评价极高，视能够得到一把名壶为终身大幸。往时龚春茶壶，近日时彬所制，大为时人宝惜。(许次纾《茶疏》)有个名叫周文甫的，藏有供春壶，摩挲宝爱，不啻掌珠，用之既久，外类紫玉，内如碧玉，真奇物也。周文甫死后，有遗嘱将壶随葬(见闻龙《茶笺》)。生生死死，不愿分离，其爱壶之深，可见一斑。　　《茶疏》还提出宜缀，即应停止品茶的情况：作字，观剧，发书柬，大雨雪，长筵大席，翻阅卷帙，人事忙迫，及与上宜饮时相反事。品饮不宜用的是：恶水，敝器，铜匙，铜铫，木桶，紫薪，麸炭，粗童，恶婢，不洁巾帨，各色果实香药。品饮不宜近的是：阴室，厨房，市喧，小儿啼，野性人，童奴相哄，酷热斋舍。对于来客，也很有讲究：宾朋杂沓，止堪交错觥筹。乍会泛交，仅须常品酬酢。情素心同调，彼此畅适，清言雄辩，脱略形骸，始可呼童篝火，酌水点汤。　　许次纾所论，不仅指自然环境，还包括社会环境。作为品茗首要条件的，是心手闲适，而品茶又能解除疲劳，当披咏疲倦时，品茶的意趣和实用，就能统一在其中了。许次纾所强调的，包括品茶的心态、最佳时机、最好地点、助兴伴侣、天气选择等众多方面，使普通的饮茶提升到品饮艺术和审美情趣，使人们获得最大的愉悦。当然，品茗因对象不同，条件不同，要求也不同，《茶疏》就介绍了士人登山临水和出游远地的权宜之计。　　40多年之后，冯可宾又在《〓茶笺》中谈到茶宜的13个条件。一是无事，神怡务闲，悠然自得，有品茶的工夫;二是佳客，有志同道合、审美趣味高尚的茶客;三是幽坐，心地安适，自得其乐，有幽雅的环境;四是吟咏，以诗助茶兴，以茶发诗思;五是挥翰、濡毫染翰，泼墨挥酒，以茶相辅，更尽清兴;六是倘佯，小园香径，闲庭信步，时啜佳茗，幽趣无穷;七是睡起，酣睡初起，大梦归来，品饮香茗，又入佳境;八是宿醒，宿醉难消，茶可涤除;九是清供，鲜清瓜果，佐茶爽口;十是精舍，茶室雅致，气氛沉静;十一会心，心有灵犀，启迪性灵;十二赏鉴，精于茶道，仔细品赏，色香味形，沁入肺腑;十三文僮，僮仆文静伶俐，以供茶役。《〓茶笺》还提出禁忌，即不利于饮茶的七个方面：一是不如法，煎水瀹茶不得法;二是恶具，茶具粗恶不堪;三是主客不韵，主人、客人举止粗俗，无风流雅韵之态;四是冠裳苛礼，官场往来，繁文缛礼，勉强应酬，使人拘束;五是荤肴杂陈，腥膻大荤，与茶杂陈，莫辨茶味，有失茶清;六是忙冗，忙于俗务，无暇品赏;七是壁间案头多恶趣，环境俗不可耐，难有品茶兴致。　　许次纾和冯可宾提出的宜茶条件和禁忌，具体内容虽然有所不同，但核心都在于品。饮茶意在解渴，品茶重在情趣。当然，品茶还有其他讲究，如以客少为贵，客众则喧，喧则雅趣乏矣。独啜曰神，二客曰胜，三四曰趣，五六日泛，七八曰施(张源《茶录》)。饮啜之时，一壶之茶，只堪再巡。初巡鲜美，再则甘醇，三巡意欲尽矣(许次纾《茶疏》)。明代茶书反映的由饮茶到品茶的推移，从茶文化的整体发展来说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趋势。但是，当把这种追求导向极致，也就由明初的以茶雅志，单纯地走向了物趣，走上了玩风赏月的狭路，故晚明的茶文化呈现出玩物丧志和格调纤弱的倾向。oZ　　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明代茶书的内容，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茶书数量居多，内容庞杂，并且长期以来被人们所误解，得不到应有的评价。详细地叙说，也许可以为读者进行一番导读，还可以拨去其蒙上的一些迷雾。总之，明代的茶书反映了茶艺的简约化和茶文化精神与自然的契合;明人撰写的茶书闪现着隽思妙寓的智慧，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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