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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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祁门红茶：祁门茶商的正文:
祁门产茶，历史悠久。祁门之有茶商，亦年代甚远。据史料分析，至少在唐代，就已出现。如唐咸通三年（８６２），歙州司马张途《祁门县新修间门溪记》中说：;祁之茗，色黄而香。贾客咸议，逾于诸方。每岁二三月，赍银缗缯素求市，将货他郡者，摩肩接迹而至。茶叶价格足以说明当时祁门茶市之兴旺。历史上，祁门人从商者甚多，有;服田者十三、贾十七之说。而茶叶作为重要经济作物，历代茶叶贸易均为祁门商业的重点之一，其间茶商之多，自不待言。惜乎种种原因，古代祁门茶商的具体事迹，史料中并无多少记载，大多湮没无闻，无从查考了。
历代封建政府对茶叶贸易有不同的管理办法。唐代在茶叶流通领域中征收出产税和过路税，茶税逐年增加，茶商不堪重负，如唐文宗开成五年（８４０），盐铁使崔琪又增加江淮茶税，茶叶所经州县都抽取重税，在要路上设立了税衙，象关卡一样，收;拓地钱，一些贪官污吏乘机敲诈，故意刁难茶商茶贩，掠夺装茶的车船。到了宋朝，自太祖开宝年间（９６８－９７６）起，官府以垄断的手段对茶叶实行专营专卖，官家买贱卖贵，榷利优厚。皖南茶叶由无为军、真州、海州三个榷货务专营专卖，茶户出产的茶叶不得私卖，必须售与榷货务，茶商贩运的茶时，也须从榷货务处购得。当时对大茶商实行;钞引法，领长引的可贩运到远路，有效期为１年；领短引的在本四年（１０５９）后，改行;通商法，即园户种茶，官收租钱；商贾贩茶，官收征算。到了宋哲宗绍圣四年（１０９７）又恢复;榷茶法，此后历朝历代都把榷茶制度当作主要方式，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叶。元代在茶叶流通中通过出卖茶引的形式征税，元世祖至元十三年（１２７６）定长短引计茶收钞法，设榷茶司专管茶叶课税的征收。茶商购买茶引后，便可做茶叶买卖。茶引分到产茶郡县发卖。郡县卖出一张茶引，就命令茶户造茶９０斤纳官；不及引额者发给茶由，每由照茶９斤。无引无由就按照私贩论罪。明代茶叶分为商茶、官茶和贡茶三部分，其中商茶由商人纳钱给引，贩运出境货卖，供内销和出口。所谓茶引，类似于经营许可证（亦称;牙帖），上面写清楚贩茶人的姓名、年龄、运茶数量、纳税额等一系列详细内容，由于古时无照片，还要详细用文字描绘清楚茶商的相貌。茶叶随引由运出，售到各地，茶叶卖完，茶商便要将引由缴给发卖地区的地方官员。清代，祁门茶商发展很快。光绪以前，除东乡凫峰一带产销炒青绿茶外，祁门各地多产安茶，运往两广地区，畅销东南亚一带。当时县内有安茶号数十家，茶商上百人。据《祁门李氏宗谱》记载：清乾隆至咸丰年间，祁门南乡景石李氏做安茶生意的兢有李文煌等数人，他们或;远客粤东或;贩茶浔沪。清光绪初年（１８７５年左右），祁红创制成功，因品质优异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畅锖货，极大地促进了祁门茶叶贸易的发展，做红茶生意的祁门人与日俱增，到光绪三十一年（１９０５），全县茶号已逾百家，红茶年产销量达６万余箱。民国初年，随着祁红迭获国际大奖，声誉日隆，茶商人数也随之增加，全县茶号近两百家。二十年代，祁红出现首次低迷，产量下降，１９２８年祁红出口仅１万担左右，茶号也降至１１９家。１９３０年后，由于国际茶叶市场变化，祁红价格上涨，祁门产区产量上升，当年全县茶号数便增至１５８家。１９３２年达１８２家。地贩卖，有效期为１季。至宋嘉藉到了１９３３年后，由于茶商贷款摆脱茶栈束缚，获利更加容易，祁门茶号更是数量激增，１９３５年，全县茶号、茶社近３００家。其中大茶商有城区之洪季陶、南乡之谢步梯、西乡之王余三、陈楚材等，均财大势雄，富甲一方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年里，祁门茶商人数仍在增长，１９３８年，茶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，祁红改至香港出口，销售环节减少，茶价有所上升，这又刺激祁红生产，次年祁红产量高达６９８２９箱，创历史最高水平；茶号则以１９４０年最多，为４４３户（其中合作社７８１家）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随着战局发展，祁门茶叶的出口口岸先后被日军占领，加之长江水道被阻断，祁茶外销几致断绝。正如１９４５年的《祁门县三十四年农村概况》载：;战前年产（茶）七、八万箱，运销英美，换取外汇之唯一珍品。抗战后，长江为敌人所占，交通梗阻，因之滞销，人民多疏于栽培，年产仅二万箱，几致无人问津。祁门茶区，真是树老茶荒，产量锐减，茶农饥寒交迫。茶叶销不出去，茶商亦陷入困境，茶号相续关门停业，所剩寥寥无几。１９４０年茶号虽多，但生产能力已大为下降，每家茶号制茶数额甚少。１９４１年东南茶叶改良场和中茶公司技术处《祁门茶业调查组工作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I作报告》）载：１９４１年，政府部门对全县茶号重新登记，汰劣留优，并规定每3家茶号并为１家，每一单位制茶能力要达５００箱以上。结果当年茶号锐减至８０余家。其中绿茶号更无一家开秤；次年更是减至８家，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间全县仅有茶号（社）２、３家而已。由盛而衰，何其速也。抗战胜利后，祁门茶业虽略有恢复。但终因元气大伤，较之战前相距甚远。１９４６年至解放前夕，全县茶号仅维持在６０家左右，盛况不再矣！需要说明的是，茶号数并不等同于茶商数，因为有的大茶商，１人开着不止１家茶号，如谢步梯就同时独家经营着;公昌、;同大昌、;日昌、;日新，还与亲朋合伙开了;联大、;协大等多冢茶号。四十年代最出名的大茶商廖伯常亦同时经营着;保和祥、;常信祥、;苑和祥等数家茶号。但也有不少茶号是数名茶商联合开的，从总体看来，茶商人数比茶号数只多不少。此外，当年还有不少做小本茶叶生意的人，叫做;茶贩，这些人资本短少，，无力办茶号。每到茶季，拎着杆秤四乡奔波，他们从茶农手中压价收购毛茶，转手售与茶号，从中获取差价利益。茶贩人数随茶市起伏，好的年景有数百人之多。当然，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类茶贩不能归之于茶商范围之类。茶商的组成成分，比较复杂，有的是纯商人，以营商为业，茶季以茶为主，平时兼做其它生意，如谢步梯、廖伯常等大商人。有的是各界名流，当年亦有不少政界、军界、教育界的祁门人，甚至文人学士、社会贤达等等，都开有茶号，其中比较有名望的有康达、胡味因（共升昌号）、陈锡圭（新新号）、胡光钊（胡怡昌号）、倪畅予（生生号）等等。可以说茶商中三教九流都有，各界人物齐聚。祁红诞生后，在祁门茶号中，做红茶的占绝大多数，超过７０％，做安茶的在２０％左右，而做凫绿的则为数寥寥。如１９３２年全县１８２家茶号中从经营茶粪来看，红茶号为１３５家，安茶号为４７家。当年祁门有凫绿茶号３家，因均在休宁登记注册，故上述统计数字中没有将其计算在内。凫绿年产销量大致与安茶相当，而茶号远较安茶号数量少，是因为凫绿毛茶，多售给休宁、屯溪等地茶号之故。从分布情况来看，西乡８０家，南乡８２家，北乡３家，东乡７家，城区１０家（不含３家凫绿茶号）。尤其是西乡历口一带，最为集中，茶号规模也较他乡为大。其中创建于十九世纪末的;亿同昌茶号，历史悠久，所制之;大德牌红茶，素极有名，每获祁红最高价格；还有一家;聚和昌茶号，所产;黄山、;翻岳牌祁红，亦是佳品。据说当年沪上茶商，每年必待;黄山、;白岳等几个箱面抵沪，才开盘采购祁红。由于县内茶商甚多，为方便组织协商，清光绪二十二年（１８９６），祁门县始有茶商团体，即徽州茶务总会祁门分会。两年后，又由茶商们自发组成了茶业公所。民国二十一年（１９３２）改为茶商同业公会。公会采用委员制，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会董，会董选举执委，执委推举常委。常委一般３人到７人，从中推选主席１人。县内一些闻名的大茶商如倪丽光、廖伯常等先后担任过主席。茶商公会每年茶季前都要开大会一次，通报茶叶行情，协调同业间事务，并代表茶商办理对外交涉事宜。其经费在出口箱茶中收取，４每箱４分。茶商公会是茶商间的组织，而茶商自身的经营形式，有茶号、茶行、茶庄、茶栈等几种，各有不同。茶号犹如现在的茶叶精制厂，收购茶农毛茶，加工精制后出售，多设在产茶区。茶行是负责茶叶销售的机构，类似牙行，代茶号进行买卖，从中收取佣金。茶庄即茶叶店，生意以零售为主，也兼营批发，主要设在销茶区。茶庄早期经营以内销业务为主，后期亦少量经营外销茶。小茶庄多从茶行进货，大茶庄有不少在产茶区自设茶号制茶。茶栈是经营茶叶外销的中闻商行，一般设在外销口岸，以介绍茶叶出口为业务。当年售茶商与外商并不直接见面，外销茶运抵口岸后，统由茶栈往返洽商，征得双方允诺后即可成交。茶栈通过对茶号经营者发放高利贷，借此取得茶叶外销的控制权，从中谋取利益。祁门茶商，绝大多数是开茶号的。茶号内部组织完备，最高管理者即茶商，职员分工明确具体。以红茶号为例，职员有经理、内帐、管号（亦称掌号、管厂等）、司秤、看货、司帐等名目。一般经理１人，管理一切厂务，其他职员人数视茶号大小而异。以制茶５００箱的茶号来说，需要职员３０来人。另需制茶工、拣茶女工各约５０人，专事制茶、拣茶。每年茶季一到，茶号即开秤收茶，一般茶号除本号外，多设分（子）庄，少者２、３，多者７、８。据《祁门之茶业》中说：;子庄系各茶号派出各乡镇收买毛茶之机关，大概每号至少需要子庄三处，盖以近年（１９３３年前）抢买之风盛行，非如此不能有大批之购人。分庄深入产茶区，近者离本号数里，远者可达２０里。茶农上门售茶，看货论价，比付现金。分庄当天收购的茶叶，不论远近，需连夜集中到本号，抓紧烘燥，经多道工序分批精制成茶。一些大茶商，除经营茶号外，多附带经营其它生意，开设油坊、杂货店、苏广店等，如谢步梯在塔坊就开有油坊和;馀记糕饼店。茶商在收茶农毛茶时，往往欠些尾款不付现金，而以自行印制的;代价券相抵。这些;代价券只能刭茶号指定的店铺里购买东西，茶商们因此又可赚上一笔，其做生意之精，由此可见一斑。据说当年一些大茶号的代价券，流行市面，颇为畅通。数目很大，县政府曾屡禁而不止，遂放任自流，尤以西乡历口一带最为常见。做茶叶生意，生产成本较高，少者也需千元，多者要万余乃至数万元，因此筹集资金是一大难题。当年祁门茶号中，除洪季陶之;吉善长、谢步梯之;联大、陈翊周之;恒信吕等不多的几家外，大多资本短少。许多茶号是临时集股而成，茶商们除了要拿出家中积攒下的钱款外，一般还自行印发;债券，其面值大的不过１０元，小的仅１元，票面上写明兑现期限、利息等内容，广泛筹集资金。就这样，自筹资本仅占三分之一而已，只够制茶杂费支出。其余大宗资金均仰赖于茶栈贷借，俗称;茶银。早期祁红出口，多运武汉，汉口的;同春荣茶栈是最早到祁放贷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红茶出口转至上海，来祁放贷的多为上海茶栈。因祁红外运必经九江，因此沪上茶栈多在九江设有分栈，负责祁茶放贷事宜。其中主要有洪源永等７家。清代，茶栈发放贷款以箱数为基准，每箱贷银５两左右，多不超过１０两，且须待箱茶起运时方可给付。民国以后，上海茶栈向沪上钱庄借贷月息仅８厘多，到祁门放贷则高达１分５厘以上。此外，尚可得栈佣金２％左右，利润可谓丰厚异常。祁红出售价款，经过茶栈七扣八扣，茶商实得不过８折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１９３２年，上海驻祁茶栈洪源永等几家，共向祁门１４９家茶号发放贷款高达２２０多万元，此后每年均在百万元以上。茶栈通过放贷，直接控制了祁门茶号的生产与销售。由于茶栈仰洋行鼻息，洋行往往操纵茶价，茶栈亦随之起伏，茶号深受其害。１９３４年《祁门茶业改良场第一年工作报告》中对此有过生动描述：;向例商人茶叶到沪，皆存于茶栈之堆栈。此种堆栈，例多阴暗，租金高昂，且以管理不周，并多偷窃之事。据云偷窃损失，每箱平均约数磅之巨。欲偷窃必须先将茶箱破坏，而因破坏所遭走味受潮之损失，更不可以道路计。一切售卖之事，皆由茶栈经手，货主反多无权过问。其脱售所得茶价，亦须先经茶栈之手。茶栈因得任意割宰，遂使陋规之多，骇人听闻。尤其是１９３２年，祁门红茶运抵沪上茶栈后，洋行商人大肄压价，祁门茶商因资本多系借贷而来，利重期迫，无奈之下只得屈从。当年茶价最高者只每担２２０元，比上一年低１４０元之多。全县亏损高达５４６０００多元，茶商普遍损失惨重，亏累不堪，不少小茶商因此血本无归，几致倾家荡产。民国二十五年（１９３６），为促进茶叶生产，减少茶栈盘剥，皖赣两省组织成立了;茶叶运销委员会，实行统一运销。茶号贷款，由政府直接举办，从银行贷款，月息８厘左右，比之茶栈大为减少。祁门茶号与茶栈之间，关系逐渐脱离。茶号受政府贷款，所制之茶，亦由政府统购统销。收购之法，虽与茶栈完全一致，但其中一切陋规，全予取消。如规定收购后若干日内，即须付款，不得拖欠茶商茶款。政府收购价格，乃根据制茶之成本、商人合理利润及茶叶品质而定。收购前，成立评价委员会，由管理机关、收购机构及合作社商人代表若干人组成。各号样茶，编制密码后，发交评价委员会评判等级，公平定价。茶叶统销政策实施后，茶商经营大为便利，运销无需过多劳心。因而获利丰厚，因此大大激发了祁门人经营茶号的热情，这也是１９３６年后祁门茶号大增的原因之一。政府出面放贷，本意是为促进祁红生产，但亦有不少茶商借机骗取贷款。如《工作报告》中说：;更有许多茶号倒行逆施，变本加厉，将政府所贷之款留下一小部，挪为别用，或供挥霍。而用以制茶者，只贷款之大部耳。商人之狡猾图利，有如是者，良可恨也。茶商业茶，自然要交税，民国之后，苛捐杂税增多，除５‰的茶叶营业税外，最主要的有：茶防捐，早期每箱茶收４角，后来增至６角到１元；教育捐，每箱县收２分５厘，乡收２角。另有慈善捐、同乡会捐、茶商分会捐等多种，不一而足，名目繁多。当然，茶商们最终会将这些捐税转嫁到茶农身上，真正负担沉重、深受盘剥的，还是广大茶农。旧时茶商盘剥茶农手段，可谓花样众多。《工作报告》对此亦有生动记述：;唯多数商人，极为狡猾，唯利是图，～用各种办法，将其利益提高，其主要者，则为剥削茶农。当年茶叶管理机构虽规定了毛茶山价，但大多数茶商并不执行，随意压价收购茶农毛茶。且在收茶时均使用大秤，祁门人叫作;红茶秤，最小的都有22两，大的则高达２４甚至２６两为１斤。还要随意扣除一部分不给钱，名日;样茶，一般为２％，多的达４％。一些资本不足的茶商，拖欠茶农卖茶钱更是常事，就连大茶商，亦如前述发代价券。凡此种种，广大茶农往往是一年辛苦下来，劳而无获，生活困顿不堪。而茶商则大发其财。《工作报告》中说：;二、三年来，祁门茶号，莫不获利甚多，因经营茶号而成为大腹便便、终日呼卢喝雉、花天酒地之富翁，比比皆是。正因为如此，１９３３年间，时任安徽省立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的吴觉农先生，见茶栈剥削茶商，而茶商剥削茶农太重，层层转嫁，深感茶区内产销组织不健全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决定在改良场内组织成立;茶叶运销合作社，这也是我国茶业合作的开始。茶叶合作社发展迅速，１９３７年，全县共有３８家，社员１４７７人；到１９４０年，更是发展到７１家，遍布城乡。由于数量多了，鱼龙混杂，逐渐管理不善，经营无序，加之不少茶商亦混入其中，并从中作梗，后期合作社有的关门解散，有的则蜕化为变相之;茶号，为茶商们所把持。从总体上看，茶商们的存在有其积极意义，对祁门的经济、社会事业发展是做出一定贡献的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一是推动了祁门经济的发展。茶叶历来是祁门最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茶叶经济的兴衰，直接影响到祁门经济的兴衰。茶商们的营销活动，是祁门茶叶经济中的重要一环，不可或缺，其对地方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。二是促进了祁门茶叶生产。茶商们为打开销路，提高祁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，千方百计提高茶叶质量，试制各种名优茶，致使祁门茶叶不断推陈出新，祁红的诞生就是一例。此卦，茶商们还广泛宣传，扩大了祁门茶叶的知名度。三是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。茶商们大多为地方知名人士和富豪，作为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祁门茶商亦多乐善好施，对当地的社会事业如修桥补路、兴学办校等等，均捐输甚多，此类事例更是很多。（网络编辑：茶叶门户网）标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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